怨恨，那些推崇，那些抨击，依然存在，依然鲜明，但已经无法再触动他的心弦了。
他忽然想起了很久以前，在另一个时空，读到过的一句诗：“知我罪我，其惟春秋。” 当时只觉得是古人的洒脱，此刻想来，方知其中蕴含的，是怎样一种看透世情、超越荣辱的苍茫与寂寥。春秋笔法，褒贬由人。而他李瑾这一生，是非功过，又岂是简单的“春秋”二字可以囊括？
他这一生，以残缺之身，行非常之事。他打破了太多规矩，触碰了太多利益，也改变了太多人的命运。有人因他而活，有人因他而死；有人因他而显达，有人因他而落魄；有人赞他富国强兵，泽被苍生；有人骂他专权酷烈，败坏朝纲。这些评价，如同光与影，相伴相生，构成了他完整而复杂的一生。
他曾在意，曾愤懑，曾试图辩解，也曾试图在史书上留下一个相对公允的记载，甚至亲自动笔，写下《瑾年录》以求“存真”。但此刻，当生命如风中残烛，摇曳将熄之时，他忽然觉得，这一切，似乎都不再重要了。
功过？谁来评说？史官？他们受制于皇权，受制于当政者的意志，受制于自身的立场与见识，所记所述，又能有几分真实？后人？百年之后，千年之后，世事变迁，价值观更迭，后人又以何种标准来衡量他？是看他开拓的疆域，还是看他耗费的钱粮？是看他推行的新政，还是看他打击的政敌？是看他带来的实际利益，还是看他破坏的“道统”？
没有标准答案。历史评价，从来不是数学题，没有唯一的解。它更像一条河流，在不同的河段，被不同的光线照射，会呈现出不同的色泽与面貌。或许，在武周朝，他是权倾朝野、毁誉参半的“内相”；在李唐复辟后，他是惑乱朝纲、助武篡唐的“阉竖”；在注重实利的后世，他是锐意改革、富国强兵的能臣；在坚守道统的儒生笔下，他又可能是败坏礼法、重利轻义的佞人……
甚至，连他自己写下的《瑾年录》，就一定是“真”吗？那也只是他个人视角下的“真”，带着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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