牵扯出各地物产差异、历史负担、乃至地方官员能力等不相干的话题。来自江南的咨政员抱怨北方漕吏索贿；山东的代表则指责南方商人囤积居奇，哄抬粮价。场面逐渐失控，主持议事的礼部侍郎几次敲击醒木，高声喝止，效果寥寥。最后，还是一位脾气火爆的山东老军官代表，与那位江南商贾代表言语不和，险些上演全武行，被众人死死拉住，会议不欢而散。税率调整的议题，连个像样的讨论都未完成，遑论形成一致意见了。
效率之低下，令人扼腕。一个相对简单的漕运税率调整，争论数日未有结果。而更多涉及面广、利害纠葛深的议题，如“是否放宽对民间开矿的禁令”、“如何处置边境淤滞的互市”、“地方常平仓籴粜细则”等，更是常常陷入无休止的争吵和拖延。各执一词，互不相让，会议往往从早晨开到午后，除了制造一堆噪音和消耗大量茶水点心，几乎难以达成任何有建设性的共识。呈报上去的条陈，要么是相互矛盾的观点罗列，要么是含糊其辞、避重就轻的敷衍之语，让政事堂诸公看得眉头紧锁，徒叹奈何。
比议事混乱更甚的，是咨政员群体内部及其与外界关系的复杂化，以及由此滋生的“争权夺利”之象。
咨政员虽无实权，但“能够面陈圣听”、“可议论国事”的名头，本身就是一种稀缺的政治资本和影响力。很快，各色人等便开始打起了主意。
首先是在咨政员遴选中，钻营请托之风渐起。最初的五十人，大多是狄仁杰、宋璟等人亲自把关，从各地、各业中挑选的“德望”或“明时务”者。但运行一段时间后，这个位置的价值被越来越多的人看清。一些地方豪强、富商巨贾，开始想方设法要将自己或代理人塞进去。他们或走通朝中门路，或贿赂负责推举的地方官员，或利用同乡、同年的关系网络，试图影响下一次咨政员的递补和轮换。勋贵集团中，也出现了分化，有些开明者认真履职，有些则将此视为维护家族特权的又一个阵地，或干脆派些不学无术的子侄来“镀金”，会上要么一言不发，要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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