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个地理学或天文学问题，它触及了华夏文明自“三代”以来便根深蒂固的宇宙观、哲学观乃至伦理观的核心。
朝堂之上，相对开明或深受李瑾“格物”学说影响的官员，如狄仁杰（虽已老迈，但精神尚健）、宋璟、姚崇，以及大量中青年实干派官僚，迅速接受了这一事实，并开始探讨其背后的意义以及对国家政策的深远影响。他们更关注“地圆”带来的现实变革：比如，传统的“计里画方”绘制地图方法需要根本性调整；历法中对日食、月食的推算可能需要修正；基于“天圆地方”观念建立的某些祭祀礼仪（如祭地祇的“方丘”）是否需要重新诠释甚至改革？更实际的是，新的世界格局对大唐的对外战略、贸易路线、海防布置意味着什么？
然而，反对和质疑的声音同样强大。这声音主要来自几个方面：
一是恪守经典的儒学士大夫。他们引经据典，从《周礼·考工记》的“轸之方也，以象地也”，到《周易》的“坤为地，为方”，再到《淮南子》、《尔雅》等典籍中对大地形状的种种描述（虽然其中也偶有“地如覆盘”等模糊的近似球形描述，但主流是“方”），认为“天圆地方”是圣人垂训，是礼制根本，是道德秩序的象征。“地若为球，人何以立？水何以附？球下之人，岂非倒悬？此实悖逆常理，淆乱人心！” 太学、国子学中，不乏皓首穷经的老博士，捶胸顿足，痛心疾首，认为承认地圆，就是背弃圣人之道，动摇国本。
二是与天文、舆地相关的传统技术官僚中的保守派。钦天监（太史局）中一些老资格的司天官、阴阳生，世代沿袭着基于“盖天说”或“浑天说”（但更偏向扁平大地模型）的星象推演和历法计算体系。郑和舰队带回来的证据，尤其是对南半球星空（如南十字星等）的详细记录，以及对不同纬度北极星高度变化的精确测量数据，与他们熟悉的星图、计算模型产生了根本冲突。承认地圆，意味着他们毕生所学、赖以为生的知识体系需要推倒重来，这种冲击带来的不仅是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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