岛上的岛民，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四夷”（因为他们从未与华夏文明圈发生过任何联系，也未被纳入过任何“华夷秩序”），那么，大唐与他们，究竟是什么关系？是平等的、互不统属的文明个体？还是某种新的、尚未定义的、更为复杂的关系？传统的“华夷之辨”、“朝贡体系”，在这前所未有的、真正的“世界”图景前，显得有些苍白，甚至尴尬。
这种认知的转变，首先体现在语言和概念的微妙变迁上。在官方文书、士人论述、甚至市井闲谈中，“天下”一词的使用频率在下降，而“寰宇”、“坤舆”、“四海”、“万国”乃至李瑾等人偶尔使用的“世界”一词，开始越来越多地出现。虽然很多时候，这些新词仍带有旧思维的痕迹（比如“皇唐寰宇总览图”，依然将“皇唐”冠于“寰宇”之前），但至少，它们所指涉的物理空间，被极大地拓宽了，隐含的中心意味被稀释了。
朝堂之上，关于如何对待新发现的土地与人民，以及如何调整对外策略的争论，迅速取代了关于“地圆说”真伪的辩论。
一部分较为保守或深受传统夷夏观影响的官员，主张“王者无外，德化远播”。他们认为，既然发现了新的土地和人民，那么作为“天命所归”、“文明所系”的大唐，有责任也有义务去“教化”他们，将其纳入“王化”的范围。他们建议，应该效法汉之西域都护、唐初之羁縻州府，在新大陆选择要地，建立据点，派遣官员、军队，传播礼仪、文字、农技，使其“渐染华风”，最终成为帝国的“新藩属”。甚至有人激动地提出，这是“拓地万里，立不世之功”的良机，当派遣大军，征服那些“披发纹身、不识礼仪”的“野人”，将其土地纳入版图。
这种声音，充满了传统帝国扩张的激情和“文明使命”的自信，但也带着明显的、对异质文明的轻蔑和一厢情愿。
另一部分更为务实，或深受李瑾“实事求是”、“和而不同”思想影响的官员，则持谨慎甚至反对态度。以狄仁杰（已致仕，但其影响力仍在）、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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