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皇后退位、李瑾去世而自然空出的极少数核心位置（如由狄仁杰顺理成章接任首席阁老，苏颂接掌格物院），朝廷中枢及地方大员的任免、调动，皆依《宪章》与铨选常例进行，未有大规模、突发性的清洗与换血。李显登基后，对母亲执政时期的官员，除非有明确罪证，基本留任，甚至对某些曾反对过自己（李显）的官员，也未见打击报复。朝堂之上，固然有因政见、利益而生的争论，但并未形成非此即彼、你死我活的派系恶斗。权力的交接，似乎被限制在了一个相对规范、可预期的框架内。
政策上，更是“萧规曹随”的典范。新帝李显颁布的诏书，内阁议决的政令，咨政院讨论的议题，几乎全都是对永贞以来既定国策的延续、微调或具体执行。科举依旧分科取士，重视实务；赋役仍依两税法为基础；边镇屯田、募兵之制如常；鼓励工商、管控专营的尺度也未见大变。甚至连格物院的拨款、咨政院的议事规则，都一仍其旧。没有出现新君即位便“尽反前政”的常见戏码，也没有因核心决策者变更而导致国家大政方针的剧烈摇摆。
社会上，除了国丧期间的短暂哀恸与市面萧条，民间很快恢复了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商路畅通，物价平稳（除季节性波动），未闻有大面积灾荒或流民。各地的民情奏报，多为日常的田土纠纷、治安案件，偶有天灾，朝廷的赈济体系也能依制启动，并未因中枢更迭而停滞或混乱。仿佛这帝国巨轮的方向舵，虽经手了不同的舵手，但航向早已设定，航道亦清晰，巨轮只是沿着既定航线，平稳地继续前行。
军事上，各边镇节度使、都护府依旧各守其地，朝廷的调兵符信、粮饷转运井然有序。李显登基后，按制派遣中使（宦官）携敕书、赏赐巡边抚慰，边将皆依礼接诏，未闻有异动。军权的交接，在枢密院、兵部、户部（负责后勤）的协同运作下，也波澜不惊。
这一切，是如何做到的？
吴兢搁下笔，起身踱步。炭火偶尔噼啪作响，映照着他深思的脸庞。他并非制度的直接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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