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百官，行三跪九叩大礼，宣读最后的祭文。祭文回顾二圣功绩，文辞华美，情感恳切，闻者动容。各国使节亦按各自礼仪，分批上前致祭。
然而，葬礼中最引人注目，也最引发私下议论的，并非这些宏大礼仪，而是即将树立在墓前的石碑。
依照传统，如此功盖天下、位极人臣的人物，墓前必立丰碑，碑文必由当代文章巨擘撰文，书法大家书丹，详述其生平、功业、德行，极尽褒扬之能事，动辄数千言。朝中早有大臣主动请缨，或推荐人选，要为“二圣”撰写煌煌碑文，以垂不朽。但皇帝李显在咨询了狄仁杰、张柬之等几位核心老臣，并反复检视李瑾留下的、密封于铁匣中的寥寥数语“遗书”（实为更早留下的嘱托）后，做出了一个震惊朝野、也令后世史家反复揣摩的决定：
依李瑾遗愿，亦是揣度武后（则天大圣皇帝）生前可能之意，墓碑不镌功德铭，不述生平事，仅以最简朴的格式，刻其姓名、谥号（追尊号）及生卒年月。
此议一出，朝堂哗然。许多大臣，尤其是那些推崇礼法、重视身后名的文臣，纷纷表示难以理解，甚至激烈反对。
“二圣功高盖世，德配天地，若不勒石记功，何以昭示后世？何以慰天下臣民之心？”一位老臣在御前激动陈词。
“《礼记》有云：‘铭者，自名也。自名以称扬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后世者也。’ 今二圣于国于民，有再造之功，岂可无铭？”另一位博学鸿儒引经据典。
“纵是二圣谦冲自抑，陛下亦当从礼制，从人子、人臣之心，成全其哀荣！”更有甚者，将问题提到了孝道和臣道的高度。
反对的声音并非全无道理。在中国传统观念中，“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而碑铭正是“立功”得以昭彰后世的重要载体。如此简葬，近乎苛刻，在许多人看来，不仅是亏待了逝者，也令后世无从具体感知其伟业。
然而，支持皇帝决定的声音，同样坚定，且来自最具分量的几位老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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