逐渐转化为官僚体系内部一种初步的共识和习惯。虽然这种共识还脆弱，习惯也常被惰性和私心打破，但种子已经播下。
经济的繁荣得以延续。永贞以来积累的雄厚国力，高效的漕运与物流网络，相对稳定的货币（开元通宝信誉卓著），持续扩大的海外贸易，以及最重要的——相对明晰和可预期的税收与商业政策，使得社会财富继续增长。长安、洛阳、扬州、广州、益州等中心城市愈显繁华，新兴的市镇不断涌现。虽然土地兼并的苗头已现，但均田制崩坏后，两税法相对有效地维系了国家财政与基层社会的平衡，流民问题并未大规模爆发。
边疆也大体保持平静。安西、北庭、安东、安南、朔方等重镇，军备充实，将领得人。对吐蕃、契丹、奚、突厥残部等，大唐继续采取李瑾时代定下的“实力威慑为主，羁縻安抚为辅，积极互市通商”的组合策略，效果显著。其间虽有零星摩擦，但无大战事。帝国四境，呈现出自贞观、永徽以来罕见的、长时间的总体安宁。
景云、开元年间（710-741年），盛世巅峰的延续与固化。
神龙之后，历经短暂的宫廷波折（李显驾崩，韦后之乱被迅速平定），李旦即位，不久传位于太子李隆基，即历史上著名的唐玄宗。在另一个时空，正是在玄宗开元年间，大唐达到了国力鼎盛、文化灿烂的顶峰。而在本时空，由于李瑾和武则天打下的基础更为雄厚，制度框架更为先进，这个顶峰不仅如期而至，而且其高度、广度与稳定性，都远超原本的历史轨迹。
开元天子李隆基，是一位雄才大略、励精图治的君主。他登基时，上距李瑾、武则天去世已近二十年，但那个时代留下的制度红利、经济基础、军事优势和开放心态，正值最丰厚的释放期。李隆基的英明之处在于，他并非简单地坐享其成，而是在深刻理解并基本遵循“永贞-天授”制度框架的前提下，加以优化、巩固和发扬。
政治上，他进一步强化了以《盛世宪章》为根本的法治观念。虽然皇权依然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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