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匠，他们的诗篇既承袭了前代的瑰丽与风骨，又多了几分盛世特有的自信、雄浑与深沉思考；书法有颜真卿、张旭；绘画有吴道子；音乐舞蹈高度发展，玄宗本人就是音乐大家，坐部伎、立部伎体系完善，胡风与汉韵交融，创造出灿烂夺目的艺术成就。宗教、哲学、史学等领域同样硕果累累。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相对宽松和自信的社会氛围下，各种思想得以交流碰撞。 虽然儒家思想仍是主流，但佛教、道教继续发展，景教、祆教、摩尼教等外来宗教也在一定范围内传播。李瑾“格物致用”的思想，虽然未能撼动经学的正统地位，但其注重实证、讲求实效的精神，已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一部分士大夫和工匠，为接下来的变化埋下了伏笔。
开元后期至天宝初年（742-755年左右），盛世的惯性延续与隐患暗生。
任何盛世都不可能永远直线上升。开元后期，在极盛的表面下，一些李瑾时代未能根除、甚至在其高效集权体制下被暂时掩盖或延缓的固有矛盾，开始逐渐显现。
土地兼并随着经济繁荣和商业发展而加剧，均田制虽早已不存，但两税法下以资产为宗的征税方式，在具体执行中，地方豪强与官吏勾结，瞒产漏税、转嫁负担的现象日益严重，导致国家财政收入增长放缓，而基层民众负担加重。府兵制在长期和平和土地兼并冲击下，败坏速度加快，尽管募兵制已成为主力，但边镇节度使权力过大的隐患（即“藩镇”问题）开始萌芽。玄宗晚年，渐生骄奢之心，任用李林甫、杨国忠等权相，朝政渐趋腐败，对杨贵妃家族的宠幸也耗费巨大。庞大的官僚体系本身也滋生出惰性和腐败。
然而，即使在这些问题开始浮现的时候，大唐帝国依然保持着惊人的体量与韧性。其经济总量、财政收入、军事力量、文化影响力，依然处于世界绝对领先地位。 长安依然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最繁华、最开放的国际化大都市，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数以万计的使节、商人、僧侣、留学生。帝国的制度框架，尽管出现磨损，但基本结构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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