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流程、制衡机制勾勒出前所未有的清晰框架。其推行，极大地依赖于武则天至高无上的权威和李瑾无与伦比的个人能力与威望，带有强烈的“自上而下”的建构色彩。
二人去世后，继任的皇帝李显、李旦，乃至雄才大略的李隆基，在即位初期，无论出于对先人遗志的尊重、对现实政治稳定的需求，还是对那套已被证明行之有效的制度的认可，都选择了“谨守成宪”的基本国策。以狄仁杰、姚崇、宋璟、张九龄等为代表的一批贤相能臣，则成为这套制度最坚定的维护者和执行者。他们并非唯唯诺诺的应声虫，而是深谙制度精妙、并能在框架内娴熟运作的政治家。他们的存在，确保了“宪政”在失去最强推动者后，没有迅速崩塌，而是进入了一个“惯性运行”与“老臣守护”相结合的阶段。
在这一阶段，“宪政”更多地体现为“依法（章）行政”的习惯养成。重大决策，需经政事堂合议；重要人事任免，需有台谏监督和一定的程序；财政收支，需有预算和审计；法令颁布，需经中书门下审核用印……这些程序，逐渐从“李公定的新规矩”，变成了“朝廷一向如此”的惯例。虽然皇帝（尤其是开元中前期的李隆基）仍然拥有最终决定权，且常常乾纲独断，但这种“独断”越来越多地需要在既定的程序框架内进行，至少需要形式上尊重这些程序。直接绕开整个官僚体系、以个人意志随意发号施令的行为，虽未绝迹，但已会招致强大的舆论压力和制度性反弹。
从“习惯”到“共识”：思想与制度的相互滋养。
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当开元盛世步入巅峰，社会财富激增，文化教育普及（科举制度功不可没），一个规模更大、受教育程度更高、利益更多元的士大夫阶层逐渐形成。他们中的许多人，本身就是科举制度的受益者，对“依文取士”、“依法任官”有着天然的认同。同时，繁荣的商贸、活跃的城市生活、相对开放的信息流通，也在一定程度上培育了市民阶层和商人阶层对稳定、可预期的法律和政策环境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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