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体系，对于破除旧的所有权和建设新的所有权制度，都具有决定性作用。
在社会主义国家，对于私有财产的保护或限制是多一点还是少一点？不同立场的人有不同的看法。这些看法，在物权法立法过程中一度达到白热化程度，其中，关于“姓资姓社”的争论具有代表性。不可否认，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对于公有财产的保护过于集中，对于私有财产的保护过于分散。通过改革的措施或者政策的力量，将公共物权和私有物权摆在适当位置即可。问题在于，在改制过程中，分食公共财产，成为资本大鳄、企业高管和贪官污吏的饕餮盛宴，出卖与赠送国有企业如买卖萝卜白菜一样的随便，自从上世纪下半期以来，国有资产流失高达13万亿元以上。拿到物权法上来解释，是没有运用所有权限制论来限制无良企业、无良个人的无良所得，也是没有运用所有权保护论来保护好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著名的“郎顾之争”，就是在物权法出台之前一场最激烈的争论之一。郎咸平指顾雏军运用“资本绞肉机”绞碎多个国有企业，以价值不足3亿元的资本吞并价值130亿元的四大国有企业。这场争论，直接导致物权法滞后出台两年，导致物权法草案作了大量修改。在出台后的物权法中，增加了保护国有、集体物权的内容。
物权的保护与限制，是既矛盾又统一的法则。保护是前提，限制是手段。限制的目的，是为了更好更有成效地保护。否则，要么变成“私权公化”，要么变成“公权私化”，缺乏公平，就会缺乏公信力，就会使物权法的效力大打折扣。
从维护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考量，吸收各国物权法的经验，首先是要对于所有权进行必要的限制，其次是对于其他物权进行必要的限制。这个原则，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大原则，相信群众是能够理解的。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82页。
②[爱尔兰]J?M?凯利著、王笑红译《西方法律简史》，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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