龟兹京观筑成后的第七日，消息已如瘟疫般传遍了西域每一个角落。
轮台、渠犁、尉犁……这些早已归附的城邦，在得知龟兹的下场后，城主们连夜召集长老议事，而后毫不犹豫地将府库中最珍贵的财宝、最健壮的战马、乃至自己最宠爱的女儿，一并送往焉耆——不是献给大唐皇帝，而是直接献给那位在龟兹城外筑起两万人头京观的冠军侯。
疏勒王裴虽在赤野原侥幸逃生，可当龟兹的惨状传来时，这位素来以冷峻刚毅著称的西域雄主，竟在王宫中呕出一口鲜血。他没有召集臣属商议，而是独自在宗庙中跪了整整一夜。次日清晨，他剃去须发，身着素服，命人将自己捆缚，亲赴焉耆请罪。
莎车、且末、精绝等国的国王虽已在赤野原阵亡，可他们的继承者——大多是未成年的王子或在国中毫无根基的远亲——在得知消息后，做的第一件事不是重整国政、收拢兵权，而是火速派出使团，携带降表国玺，星夜兼程赶往焉耆，唯恐慢了一步，唐军的铁蹄便踏破他们的国门。
更令人心悸的是，那些原本观望摇摆、甚至暗中与西突厥勾连的小国——如姑墨、温宿、尉头等——在龟兹京观的阴影下，毫不犹豫地斩杀了国内所有与西突厥有联系的贵族、商人，将他们的首级装在木匣中，与降表一同送往焉耆，以表“与突厥决裂、永附大唐”的决心。
整个西域，陷入了一种诡异的、近乎癫狂的臣服潮。
没有人再提“保留国号”“保留宗庙”“保留常备军”之类的条件。所有国王、城主、酋长，此刻脑中只有一个念头：活下去，让尽可能多的人活下去。
为此，他们可以献出一切。
然而在这片臣服的浪潮中，一股暗流也在悄然涌动。
八月三十，深夜。
焉耆城以西二百里，一处名为“鬼哭峡”的险峻山谷中，一队约三百人的队伍正在夜色掩护下悄然东行。他们穿着普通商旅的服饰，驼队驮载的却非货物，而是沉重的木箱——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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