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西大都护府行军司马”的职责所在——他也极少主动过问。侯君集在西域推行新政，有时遇到棘手的部族纠纷、钱粮调配难题，写信至长安请教，李毅的回信总是措辞简略客气，只提些“宜安抚为上”“可酌情处置”的原则性建议，绝不做具体决断。
贞观三年秋，侯君集因处置龟兹贵族与汉民田产纠纷失当，引发小规模骚乱。朝中有御史趁机弹劾，言辞激烈。当李世民在朝会上问及李毅的看法时，他只是躬身道：“臣远离西域日久，情势未明，不敢妄言。侯都督久驻安西，当有周全之策。”竟未替侯君集辩护半句。
这般做派，起初让朝野上下都看不透。
有明眼人猜测，这是功高震主后的刻意低调，是武将在巅峰时的急流勇退，是保全自身与家族的明智之举。也有人认为，这是少年得志后难得的心性沉淀，是懂得了“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道理。更有些私下议论，说李毅是被那夜宫宴醉酒赋诗、一夜成名吓住了，生怕再露锋芒，会引来难以预料的祸端。
无论外界如何猜测议论，李毅始终如一。
春去秋来，寒来暑往。
贞观三年在一种奇异的平静中度过。这一年，大唐着力于消化新拓疆土，安抚归附部族，疏通丝绸之路。朝堂上虽偶有风波——魏征谏修洛阳宫，孔颖达请兴太学——却都无碍大局。边境也无大战事，只有零星的部族摩擦，皆被边军及时弹压。
李毅继续着他低调的生活。除了每五日一次的大朝会，他几乎不出府门。偶尔上书言事，所提皆是实务：如何改进曲辕犁以利农耕，如何疏浚汴渠以通漕运，如何在陇右、河西推广军屯民垦。这些奏疏往往切中时弊，施行后效果显著，却从不涉及人事任免、权力更迭，更不评论朝政得失。
贞观四年，同样波澜不惊。
侯君集在西域渐渐站稳脚跟，丝路商旅往来日益频繁，驼铃声声，货殖流通。朝中，魏征依旧屡屡谏言，劝皇帝“居安思危，戒奢以俭”；房玄龄、杜如晦兢兢业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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