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比。例如，若甲款重箭消耗大且效果好，则在不影响其他箭型基本供应的前提下，适度增加其生产比例。
第二，深化“分级标准”与“模块化生产”。在原有箭矢“铁律”与“可接受范围”的基础上，马德威需牵头，将类似思路扩展至枪头、马掌、皮甲关键部件等。同时，尝试将某些复杂军械（如大型弩机）的非核心部件生产，进一步“模块化”，分包给更多中小型作坊甚至家庭，由核心工坊负责关键部件生产和总装，以挖掘潜在产能。
第三，开辟并稳定新的原料供应链。除继续向剑南、山南采购外，派员考察河东、陇右未被战事波及地区的矿产（尤其是石炭、硫磺等可用于制作简易火攻武器的原料）和畜产（皮革、筋角）。与民部、少府监合作，尝试建立几条相对固定的、由官府保障安全的“战时原料专运通道”。
第四，提升运输体系的韧性与效率。总结赤水峪遇袭教训，除“明暗双线”外，在主要运输干线上，依托驿站和险要地段，建立若干处隐蔽的“应急物资隐蔽点”，储备少量箭矢、干粮、药品和修车工具，供遇袭或意外滞留在途的车队紧急取用。同时，优化“分段接力”方案，明确各段责任人与交接时限，减少空载和等待时间。
这些举措，不再局限于“救火”，而是着眼于构建一个更具弹性、更能适应长期消耗战的后勤体系。其核心思想，正是杨军从现代管理中汲取的“供应链优化”、“数据驱动”和“流程再造”。
建议提出，众人既感振奋，也觉压力巨大。这需要更精细的管理、更广泛的协调、以及克服更多来自传统惯性和利益格局的阻力。
“杨侍郎所谋深远。”刘政会沉吟道，“然兹事体大，牵涉更广。尤其这原料专运通道、模块化分包，涉及工部、民部、地方官府乃至众多行会、商会，非使司一力可推动。是否……待宇文仆射下次巡视时，先行沟通，或联合上奏？”
杨军知道刘政会的顾虑。但他更清楚，战机稍纵即逝，北边每一天都在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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