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眼睛里看到了某种让他想起陈总年轻时的光。他拿起那份协议转身就走，走到门口停了一步，回头深深看了毕克定一眼，表情复杂，没说话，皮鞋声在走廊里渐渐远去。片刻之后楼下传来汽车发动的声音，三辆商务车鱼贯驶离，最末一辆转弯时轮胎碾过路边的积水，溅起一片水花，很快就被初冬的风吹散了。
徐明德站在实验台前，手里攥着那张电力回执单，攥了很久。他的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但什么都说不出来。刚才那个中年男人来的时候他还觉得无所谓——反正电费交不上也是死，签了也是死，怎么死都差不多。但现在有人告诉他——你不用死了。不光是电费交上了，连那个你对抗了十二年都没跨过去的天花板，这个人要帮你整片整片地拆掉。
“毕总，”他终于开口，声音哑得不像话，“你为什么投我？”
毕克定走到窗边，看着楼下那盆摆在窗台上的绿萝。阳光透过玻璃瓶照在绿萝的叶子上，那些叶子虽然被实验室的酸雾熏得有些发黄，但根须还在水里倔强地往四面八方伸展，有一根最长的已经绕着瓶底缠了三圈。他想起笑媚娟，想起她一个人在办公室的沙发上睡了三个月，每天夜里对着镜子把第二天谈判要说的每一句话都练到不会出错。那时候没有人相信她能翻盘，就像现在没有人相信徐明德能靠一堆冰箱改的恒温箱干翻跨国巨头。但他信。不是因为卷轴给了他什么数据，而是因为他自己就是从谷底爬出来的。他知道那种感觉——全世界都等着看你的笑话，而你除了死磕别无选择。
“因为我看得出来，”毕克定转过身来，靠在窗台上，阳光从他背后照进来，把他的侧脸镀上一层薄薄的金边，“你跟我是同一种人。别人撞了南墙就回头，你撞了南墙——把墙拆了继续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