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皱巴巴的几两粮票和几毛钱。
这就是她的全部家当。在这个凭票供应、物质极度匮乏的1972年，这些微不足道的东西，却是她未来计划里最原始的资本。
她迅速穿好衣服。依旧是那身洗得发白的蓝布工装，里面是打着补丁的棉布衬衣。头发用最普通的黑色发绳扎成低低的马尾，露出光洁却略显苍白的额头。没有镜子，但她知道自己现在的样子：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有些营养不良的纺织女工，沉默，内向，毫不起眼。
这正是她需要的保护色。
推开吱呀作响的木门，公共走廊里弥漫着一股隔夜的油烟、煤烟和人体混合的复杂气味。水房门口已经排起了队，几个端着搪瓷缸子、睡眼惺忪的妇女正在低声交谈，话题无非是食堂早餐的菜色、月底粮票是否够用、谁家的孩子又病了。看到秦笙出来，她们的目光扫过来，带着些许对新住户的好奇，但很快又移开。筒子楼里人来人往，一个新嫁进来的小媳妇，引不起太多持久的关注。
秦笙低着头，端着印有红双喜的搪瓷脸盆和掉了瓷的牙缸，默默排到队尾。冰凉的流水冲刷掉最后一点睡意，也让她更清醒地面对现实。
这里是1972年，春寒料峭的北方工业城市。
计划经济的绳索捆绑着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粮食定量，凭票供应。每月那点定额的粮票、油票、肉票、布票、肥皂票……是生存的命脉，精细计算到每一两、每一寸。自由市场几乎绝迹，私下交易被称为“投机倒把”，风险巨大。工作由国家分配，调动难于登天。户口像一道无形的枷锁，将人牢牢锁在出生的土地上。想要离开，尤其是从北方到南方，需要层层审批、介绍信、以及一个无比正当、不容置疑的理由。
而她，秦笙，身份是国营红星纺织厂的挡车工，家庭成分是“清白”的工人，新晋丈夫是红卫钢厂的技术标兵。表面上，她根正苗红，生活稳定，是无数人羡慕的“双职工家庭”。
只有她自己知道，这看似稳固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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