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下巴上的胡茬沾着沙尘和干涸的粥渍，脸上的皱纹深得能夹住沙粒。
他盯着天幕里“苦不堪言，怨声载道”，嘴角扯了扯，没发出声音。
老周是前年被征来的，家里的三亩薄田早被官府以助军名义征走大半，他知道“骂名”二字有多轻。
皇帝在咸阳宫享着肉羹，哪听得见长城脚下的饿殍声？
陈三咬着牙爬起来，扛起城砖时，肩膀上的旧伤被磨得发疼。望着天幕上“万里长城”的字眼，又低头看了看脚下被无数双脚踩实的土路。
这路，是用多少像他一样的劳役的血汗铺就的？
可他不敢想，也不能想。
秦律里失期当斩的条文像悬在头顶的刀，他只能跟着人流，一步一步往前挪，把所有的念想，都压在能多活一天的卑微愿望里。
三十万大军就像数字，放在历史书上或许让人察觉不到，但嬴清樾如今亲身在这个时代，数字早已变成生命，所有黔首百姓的苦难都是真的。
嬴清樾说不上来的憋闷。
历史是残酷的。
这已经不是评判谁对谁错，而是秦制逻辑与国家扩张需求，撞上了古代社会生产力极限的必然结果。
历史的局限性是核心底色，但始皇老爹的决策同样也放大了这种残酷性。
防边境、筑长城的必要性是客观的。
战国至秦，匈奴已成为北方致命威胁，燕、赵、秦三国早有筑长城防御的传统。
对统一后的秦朝来说，不修长城就需常年维持巨额边防军，同样会消耗人力物力。
修长城是以空间换时间的防御策略，从国家长治久安的角度，这一选择有其合理性，并非单纯的穷兵黩武。
那问题根源在哪呢？
在于秦制的极端性与父皇的急功近利。
秦制的核心是高度集权、全民动员，能最大限度榨取民力，但缺乏对百姓生存的基本保障。
父皇的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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