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扣，最终将中国拖入半殖民地深渊。比如，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不仅增开口岸、允许外国公使驻京、允许内地传教，还通过‘赔款转外债’的方式，将中国财政与外国银行深度绑定。”
林薇补充道：“我的团队正在整理这些战争和赔款背后的人口损失数据。直接战死是一部分，更庞大的是因战争导致的饥荒、瘟疫、流离失所。例如，太平天国运动与第二次鸦片战争在时间上重叠，但列强干涉和战争破坏加剧了江南地区的民生灾难。我们需要用人口曲线、迁徙地图和家族记忆访谈来呈现这种多重打击下的社会创伤。”
会议桌另一端，负责实物证据的吴老（已正式借调至项目组）轻轻咳嗽了一声，吸引大家注意。他面前的便携显示屏上，是几张刚刚从海外传来的高清照片。
“诸位，看看这个。”吴老的声音带着一丝激动，“这是我们通过友好渠道，从大英图书馆档案部获得的，1858年《天津条约》谈判期间，英方代表额尔金勋爵私人秘书的日记扫描件。其中有一页，提到他们如何在谈判前，系统研究并利用了‘中国官员对国际法的无知，以及他们内部满汉官员之间的猜忌与推诿’。”
照片被放大，泛黄的纸页上，流畅的英文手写体清晰可辨：
“……耆英（指清方代表）等人显然更担心如何向他们的皇帝交代，而非条款本身的长期危害。桂良（另一位清方代表）似乎对‘公使驻京’的象征性羞辱意义有所警惕，但他无法说服同僚，因为后者更恐惧谈判破裂导致联军进攻北京……我们适时抛出‘保全皇帝体面’的言辞，并暗示可在赔款数额上稍作让步，他们便如获大赦，在核心主权条款上迅速退缩……”
“看这里，”吴老指向另一段，“秘书提到，额尔金特意指示翻译，将‘right of residence for diplomatic agents in Peking’（外交人员在北京的居住权）翻译为‘各国钦差大臣可在京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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