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的是凝聚共识，不是撕裂记忆。”
“掩盖和美化残酷，才是真正的撕裂。”女学者毫不退让，“当学生发现教材说的和他们在家族记忆、地方志、乃至海外史料中看到的不一样时，那种被欺骗感、那种对官方叙事的怀疑，才是最大的撕裂。信任一旦失去，重建起来千难万难。”
会议陷入短暂的僵持。一位教育部的官员清了清嗓子，试图调和：“两位专家的意见都有道理。我们是不是可以寻求一个平衡？核心史实、定性结论必须准确、清晰，比如清初大屠杀的性质、近代不平等条约的丧权辱国，这些原则问题不能含糊。但在具体细节的呈现方式上，是否可以更注重方法？比如，不一定非要罗列恐怖的屠杀场景，而是通过档案记载、人口数据对比、幸存者后代的追忆等方式，引导学生自己去思考、去感受历史的沉重？另外，一定要讲清楚，那是特定历史时期、特定统治集团犯下的罪行，与今天的各民族同胞无关。要引导学生仇恨的是侵略和压迫的行为本身，而不是某个民族。”
陈思源一直安静地听着。这时，他抬起头，开口了，声音不高，但很清晰：“我补充一点。我们修订教材，最终目标是塑造认同——对国家的认同，对文明的认同，对‘我们是谁’的认同。这个认同，必须建立在坚实的真相基石之上。如果我们提供的基石本身是沙土，是经过修饰的，那么建立在其上的认同大厦，无论看起来多宏伟，都可能是脆弱的。当外部信息冲击来临，或者当学生长大后接触到更复杂的史料时，这座大厦可能会动摇。”
他拿起面前教材稿的其中一页，那是关于《南京条约》的章节。“比如这里，只写了‘割让macau岛’，‘赔款两千一百万元’。学生读了，只知道我们吃亏了，但很难真切感受到‘天朝上国’的尊严被如何践踏，不知道‘协定关税’意味着丧失经济主权，不知道‘五口通商’如何像吸管一样插入这个古老帝国的躯体。他们没有概念，为什么仅仅几十年后，华夏会沦落到任人宰割的地步。苦难的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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