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剩下一个编号和一点点模糊线索的……虚无。这比直接的画面更让人难受，也更让人深思。”
一位受害者后代代表，一位头发花白的老者，握紧了拳头，声音哽咽：“总算……总算有一个地方，试图去记住他们，哪怕只是一个影子。我父亲也是那时候失踪的，什么都没留下……这个‘福根’，他可能是任何人，可能就是我们的先人。这种连接感……很痛，但很重要。”
然而，并非所有反馈都是正向的。当天下午，某个拥有一定影响力的自媒体公众号便发布了一篇题为《虚拟伤痛秀？警惕历史记忆的过度消费与伦理越界》的长文。文章质疑“记忆库”利用“尚未完全证实”的个人悲剧进行“情感绑架”，指责其“以铭记之名行精神恐吓之实”，认为这种“沉浸式苦难体验”可能对体验者造成“不可逆的心理创伤”，并质问“将个体的悲惨命运如此具象化、甚至娱乐化（指VR形式）展示，是否是对逝者的二次伤害？”。文章迅速在特定圈子内传播，并与之前反对教材修订的声浪合流。
更棘手的情况接踵而至。两天后，一位自称来自南方某市、姓杜的律师联系了“记忆库”项目组和档案馆。他声称代表一位客户，这位客户家族中有一位长辈在抗战时期于东北失踪，名字恰巧也叫“福根”，年龄籍贯也有相似之处。客户家族对“记忆库”未经他们明确知情同意，就将“福根”这个名字与731部队受害者公开关联表示“极大震惊和严重不安”，认为这“严重干扰了家族的正常记忆与情感”，“在未提供确凿遗传学证据的情况下，贸然将家族先人与如此惨痛的历史事件绑定，是极不负责任的行为”，要求项目组立即撤下相关单元信息，并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
林薇和陈思源面对这个突如其来的伦理与法律挑战。从程序上，杜律师客户家族的出现，恰恰说明了“记忆库”触及了真实的历史神经；但从情感和法律上，对方的诉求也并非全无道理。在DNA比对无法进行（缺乏客户家族样本或确凿的“477”号遗骸D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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