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的数据链。那是关于“法国重农学派代表人物弗朗斯瓦·魁奈（François Quesnay）及其著作《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的关联分析。
数据显示，魁奈曾通过耶稣会传教士的大量报告，深入研究中国的赋税制度、常平仓体系、水利管理和重农政策。他将 idealized（理想化）的中华帝国描绘成一个遵循“自然法则”（loi naturelle）的模范，用以批判法国旧制度的“不自然”和低效。他的“纯产品”学说和重视农业的经济思想，明显带有中国重农思想的烙印，甚至其“农民乃一国财富之本”的论断，几乎直接呼应了中文典籍中的“农为邦本”。
然而，在后来欧洲主流经济思想史叙事中，魁奈的学说被更多地与古希腊罗马思想遗产以及启蒙运动自身的逻辑相联系，其鲜明的“中国渊源”被有意无意地淡化了，成了思想史上一个略带异国情调的脚注。
“这就是‘镜鉴’，”陈思源指着这条数据链，对身边的年轻研究员说，“他们曾经拿起我们的制度经验作为镜子，照见自身的弊病，并试图以此绘制改革的蓝图。这本身是知识交流的积极案例。但问题在于，当这面镜子用完后，在后世的叙事里，镜子本身的光芒被遮蔽了，只剩下照镜者自我塑造的‘创新’形象。”
“更讽刺的是，”林薇接口道，调出了另一组文献对比，“当魁奈等人在18世纪盛赞中国‘开明专制’和农业治理时，同时代及后来的不少西方思想家，却在构建另一套关于东方‘停滞’、‘专制’、‘缺乏自由’的刻板印象。同一源头的知识，被切割、筛选、诠释，服务于不同时期西方自我认知和定位的需要。需要榜样时，中国是镜鉴；需要衬托自身‘进步’时，中国就成了对立面。这种选择性利用和叙事塑造，本身就是一种知识权力。”
控制室内一时寂静。屏幕上，更多的数据关联线被点亮，勾勒出一幅错综复杂的图景：欧洲启蒙运动对科举制度的兴趣与借鉴，对其“平等”色彩的赞扬，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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