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闻，“华夏，作为曾经被启蒙思想家理想化的‘镜鉴’，此时已在鸦片战争的炮火中沦为‘病夫’。这种权力关系的根本性逆转，深刻影响了汉学研究的基本预设：华夏不再是一个可能蕴含普世智慧的文明对话者，而是一个需要被‘科学’解剖、被‘历史规律’宣判为‘停滞’或‘衰落’的‘研究对象’。”
他展示了早期汉学家如理雅各（James Legge）、儒莲（Stanislas Julien）等人的著作选段，同时对比了他们所依据的、往往经过筛选甚至曲解的原始材料（如清廷提供的官方版本、或传教士带有特定倾向的译介）。
“知识生产从未脱离权力语境。”陈思源指出，“早期汉学在翻译典籍、梳理历史时，不可避免地嵌入了当时盛行的进化论史观和种族等级观念。例如，将华夏文明的连续性解释为‘缺乏革命性突破的僵化’；将明清易代简化为‘野蛮征服文明’的单一叙事，却有意无意忽略其内部复杂性和对文明成果的系统性破坏；在哲学阐释上，倾向于用欧洲哲学范畴（如‘理性’、‘形而上学’）切割和套用中国思想，往往削足适履，忽视其独特的宇宙观和伦理实践一体性。”
台下开始出现低声议论，有赞同的点头，也有不满的皱眉。
陈思源切换画面，展示出数据库中的一组对比案例：19世纪欧洲汉学著作中对华夏“专制”的描述，与同时期欧洲思想家对本国君主专制批判的文本，在逻辑和词汇上的高度相似性。“他们用批判自身传统的概念工具来定义华夏，于是华夏成了永恒的‘他者’，一个用来反衬欧洲‘自由’、‘进步’的静态背景板。汉学，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巩固西方现代性自我认同的‘他者制造机’。”
这时，一位坐在前排、白发苍苍的索邦资深汉学家举手要求提问。主持人示意可以。
“陈博士，”老教授语气严肃，带着法兰西学术传统的矜持与质疑，“您的分析充满后殖民理论的色彩，也揭示了一些历史偏见。这值得我们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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