誉但也固步自封的学术殿堂，另一侧是未知的、充满攻击但也可能蕴含真相的荆棘之地。那道裂隙，名叫“文明的沙盘”。而沙盘之上，由史诗、文献和信仰构筑的宏伟景观，正在数据的微风下，显现出其可能由不同时代沙土层层垒就的复杂肌理。
【历史闪回线】
19世纪中叶，德国，柏林大学。
海因里希·谢里曼尚未开始他轰动世界的特洛伊发掘。但在大学的古典学研讨班和德国新兴的历史主义氛围中，一场关于如何“科学地”研究古代、如何构建民族历史叙事的思潮正在澎湃。
一位深受兰克（Leopold von Ranke）实证史学影响的年轻学者，正在课堂上激昂地阐述：“历史研究必须基于原始文献和可靠证据！我们必须像自然科学一样，严谨地考证史料，剥离后世添加的神话和传说，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
课后，他与几位志同道合的同学来到咖啡馆继续讨论。话题很快转到荷马史诗。
“《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是我们日耳曼-希腊精神共同的源头！”一位同学充满热情，“它们体现了英雄主义、个人荣誉、对命运的抗争……这些是我们德意志民族性格中同样具备的高贵品质。我们必须证明，这些史诗不仅仅是诗歌，它们背后有真实的历史核心！”
年轻学者却更为审慎：“兰克老师教导我们，要批判地使用史料。荷马史诗是伟大的文学，但其历史真实性需要考古学的验证。我们需要找到特洛伊，找到迈锡尼，用铲子而不是想象来证实史诗。”
“但即使考古发现不能完全印证史诗的每一个细节，”另一位同学插话，他受到当时正在兴起的民族国家建构理论影响，“史诗的价值在于它塑造了我们（欧洲人）的集体记忆和文化认同。特洛伊战争是否完全如史诗所述并不最重要，重要的是，它作为一个‘事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共同的、辉煌的过去，一个区别于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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