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闪回线】
19世纪末，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库房深处。
巨大的仓库里，堆叠着数不清的木箱、板条箱。空气中弥漫着灰尘、霉味和防腐剂的气味。几个穿着工装裤的馆员，正按照一位戴着眼镜、神色倨傲的学者的指示，打开一个刚从东方运抵的箱子。
箱子里，是层层包裹的敦煌绢画、经卷，以及一些小型佛像和法器。它们大多色彩黯淡，但依旧能看出昔日的精美。学者拿起一幅残破的《引路菩萨图》，对着昏暗的灯光看了看，嘴角露出一丝满意的弧度。
“编号登记，Dunhuang Collection，第347箱。”他对旁边的记录员说，“品相尚可，绘画风格具有典型的‘东方异教’特征，对研究该地区的宗教艺术演变有参考价值。注意防虫，尽快制作目录卡片。”
记录员快速记录着，对这些文物的具体内容、创作年代、在原有文化中的神圣地位一无所知，也漠不关心。它们在这里，只是“收藏品”，是“研究材料”，是帝国荣耀和知识霸权的物证。
在另一个区域，来自埃及的石棺、希腊的雕塑碎片、亚述的浮雕被杂乱地放置在一起，跨越千年的文明结晶，在殖民帝国的仓库里，被简化为了分类学标签和殖民探险的战利品清单。
那位学者走出库房，来到明亮宽敞的公共展厅。这里，经过精选和“专业”布置的文物，在柔和的灯光下向公众展示着一个被精心编排的“世界文明史”叙事：从埃及和两河的“人类童年”，到希腊罗马的“理性黎明”，经历中世纪的“黑暗”，再到文艺复兴的“复兴”和近代欧洲的“引领世界”。其他文明的文物，被巧妙地安置在这个线性进步框架的相应“阶段”或“旁支”位置，用以衬托主线故事的辉煌与必然。
中国文物，被置于“古代东方”或“中世纪亚洲艺术”的范畴，其辉煌被视为过去的、静止的、可供欣赏的“美”，而其内在的思想脉络、制度智慧、以及与欧洲历史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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