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章每一个细节。
“梭尔先生，”徐悲鸿抬起头，目光如炬，“这幅文同的《墨竹图》，还有您上次提供的赵孟頫信札，经我们初步鉴定，确系真迹。尤其是这幅文同，流传有序，最后一次见于记载是清宫内府，庚子年后失踪。您能提供它的具体来源吗？”
梭尔吸了一口雪茄，烟雾缭绕中，他的表情有些模糊：“徐先生，您知道，干我们这一行，有时候客户的隐私比交易本身更重要。我只能说，它来自一位显赫的欧洲家族收藏，其祖先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于远东任职。他们现在……需要一些流动资金。至于更早的来源，”他耸耸肩，“时间太久，记录难免模糊。重要的是，东西是真的，品相完好，而且，”他意味深长地看了徐悲鸿一眼，“它们渴望回到故土。”
徐悲鸿心中了然。所谓“记录模糊”，往往意味着不光彩的掠夺史；“渴望回到故土”，则是对方抬价的筹码，也隐含着对新中国政府决心和财力的试探。他知道，类似这样的海外流失文物，很多都辗转于形色各异的古董商、拍卖行和私人藏家之手，来源被层层粉饰。直接追索，面临法律、政治和外交上的重重障碍；通过市场回购，则是当时国力维艰的新中国，在无奈中采取的主要方式之一。
“国家现在很困难，”徐悲鸿放下放大镜，声音低沉而真诚，“每一分外汇都恨不得掰成两半花。但是，再难，也不能让祖宗留下来的宝贝，永远流落在外。梭尔先生，我们感谢您从中牵线。价格，我们可以谈。但有一点，我们必须明确：这些文物，是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它们回家，是天经地义。我们希望，这是合作的开始，而不是一锤子买卖。未来，如果有更多类似的……‘渴望回家’的文物信息，还请先生务必优先考虑我们。”
梭尔弹了弹烟灰，没有立刻回答。他精于算计，看得出眼前这位中国学者眼中的热切与背后的国家意志。他也清楚，随着东方那个古老国家的重新崛起，其文化影响力与追索决心必将日益增强。长期来看，与这样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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