条颤了颤，又飞走了。枝条弹回来，晃了几下，慢慢稳住。
“五年前，我父亲找到了沈砚舟。”她的声音不高，像这素菜馆里的背景音乐——古琴，弦不多，音也少，但每一个音都落在点上。“不是因为他有名。那时候他刚拿到律师证，在一个小所里做助理，一个月工资付完房租只够吃泡面。我父亲找他，是因为他在大学辩论赛上的一句话。”
“什么话？”
“他说，法律不是保护强者的工具，是保护那些没办法保护自己的人的最后一道墙。这句话被录下来了，不知道怎么就传到了我父亲那里。我父亲说，这个年轻人能用，不是因为他聪明，是因为他眼睛里有一种东西。那种东西叫‘不认’。不认命，不认输，不认那些约定俗成的规矩。”
顾晓曼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是冷的，她的眉头没皱，大概是习惯了。
“顾氏那时候在做一个跨境并购案。标的很大，牵扯的利益方很多，里面有一些不太干净的东西。我父亲需要一个干净的律师。不是技术干净的干净，是底子干净的干净。沈砚舟的底子最干净——没有背景，没有派系，没有站过队。他唯一的‘问题’是，他父亲刚查出肝癌，需要一大笔钱。”
林微言的手指在桌沿上收紧了一下。指甲抵着木头，压出一道浅浅的白印。
“我父亲给他的条件是这样：顾氏出他父亲全部的医疗费，安排最好的专家团队，同时在律所层面给他资源支持，让他在最短时间内接触到最高层级的案件。条件是，他必须签一份五年的排他协议。这五年里，他只能为顾氏服务。所有的案件、所有的客户、所有的公开表态，都要经过顾氏的合规审查。”
“他签了。”林微言说。不是问句。
“签了。签的那天，他在我父亲的办公室里坐了很久。合同放在桌上，笔放在合同旁边。他看着那支笔，看了得有十分钟。我父亲后来跟我说，他这辈子见过很多人签合同。有人看都不看就签了，有人反反复复看条款，有人签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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