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医院一查，低血糖。说是一天没吃东西。我问他为什么不吃饭，他说忘了。但他不是忘了，他是吃不下。”
顾晓曼放下汽水瓶，瓶底磕在木桌上发出一声钝响，混在铜锅沸腾的咕噜声里，像是一个不太明显的注脚。“沈叔每个月都要输血，每次都是一大笔钱，保险公司只付一部分，剩下的他自己扛。顾氏给他的签约费他一分都没花在自己身上，全填进了医药费。但他从来没跟我提过借钱或预支，一个字都没有。我后来知道这件事，还是行政那边核对完税单发现的——签约费到账第二天就转给了医院账户，备注只写了‘住院押金’。”
“他的压力不光是钱。当时诉讼缠身，几乎每天都有律师函。最难的时候他连自己的住处都不敢回，那些人堵在他楼下，举着牌子、喊他的名字，说他是顾氏的走狗，说他为了钱什么案子都接。他一个字都没跟你提过，对吗？”顾晓曼看着林微言，目光里没有怜悯，只有一种很干净的坦诚。
林微言的筷子掉在桌上，她没去捡。她不知道怎么描述此刻心里的感觉——不是歇斯底里的崩溃，更像是一块冰被放在手心里，慢慢、慢慢化成水。那凉意从身体最深处往外渗，一点点打湿了这五年她心底堆叠的所有怨恨。他吃不下饭的时候她以为他早就忘掉她开始了新生活，他在医院走廊靠墙打盹的时候她还在恨他说分手时那种不容反驳的语气。她恨错人了。不，她的恨没有错——她不知道会有这样一场大雾。她只是从来没想过，那个在雨里头也不回的男人后背扛着多少她看不见的东西。
“沈叔手术那天，”顾晓曼望向窗外，护城河的枯水季，河床上的石头被秋阳晒得发白，她眼睛里有水光闪了一下，但很快被她眨掉了，“他在手术室外坐了十二个小时。手术做完医生说还要观察七十二小时，这期间随时会有危险。沈叔让他去休息，他不肯。他就搬了把椅子坐在ICU的走廊里，隔着玻璃看着他爸。护士嫌他碍事，他一声不吭地换了三次位置，最后窝在电梯间边上，一米八的人缩在那张椅子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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