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他职业生涯最黄金的五年，连带着往后可能更长的七年，全部签给了顾氏。换来的是一百万的年薪和父亲的治疗费。
而这一切，都发生在他跟她说“我们不合适”之后。
“你觉得我父亲是个商人。”顾晓曼的语气忽然变得很轻，像是自言自语，“他确实是。他算出沈砚舟未来十年的价值远大于这一百万的年薪，所以他趁沈砚舟最缺钱的时候，用一份协议把他绑在了顾氏的船上。这笔买卖，从商业角度来说，我父亲赚大了。”她停顿了一下，嘴角浮起一丝苦涩的弧度，“但从人的角度来说，他就是趁火打劫。”
林微言的手指紧紧攥着茶杯，指甲陷进掌心的肉里，茶水的热度透过杯壁传过来，烫得她手心发疼，但她没有松手。她需要这种疼痛来抵消另一种更深的、翻涌上来的情绪。
“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林微言问，声音比刚才哑了一些。
顾晓曼从文件堆里抽出第三个文件夹。这个是全新的，封皮还是光面的，标签上写着“沈砚舟·在职绩效”。她翻开第一页，上面是一张表格，密密麻麻地列着沈砚舟在顾氏法务部的历年业绩——处理的案件数量、胜诉率、经手的合同金额、为公司避免的经济损失。每一项数据都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像一份冷酷的财务报表。
但顾晓曼翻到了最后几页，那里夹着的不是表格，而是一叠手写的便利贴和几张复印的病历纸。
“这些是他办公室的废纸篓里捡出来的。”顾晓曼说，“不是我刻意去翻——是有一次我找他谈事，他不在，我坐在他办公桌旁边等，不小心踢翻了废纸篓。这些东西撒了一地。”
林微言低下头，一张一张地看过去。
第一张便利贴，日期是四年前的某个深夜：“赢了。三个案子全胜。想给她发消息，打了三行又删了。她应该睡了。”
第二张，日期是三年前的春节前夕：“路过书脊巷，看到她的窗户亮着灯。站了二十分钟，没敢上去。今天温度零下，她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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