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让自己的视线和她平齐。这个姿势让他看起来不像一个在法庭上咄咄逼人的顶尖律师，更像一个小心翼翼靠近受伤动物的人。
“我父亲查出肝癌那年，我在这条走廊里站过很多次。”他说，“最长的一次站了九个小时。手术结束后医生跟我说，再晚送半天，人就没救了。我听完去洗手间吐了，不是因为害怕，是因为那九个小时里我一直憋着一口气，突然松下来，身体自己就扛不住了。”
林微言转头看他。他的眼睛里没有悲悯，也没有刻意的感同身受，只有一种很平静的坦诚，像是在说一件已经消化了很久很久的旧事，久到拿出来也不会疼了，但依然记得当时的每一丝感受。
“后来呢？”她问。
“后来我爸出院了。出院那天他自己走出医院大门，站在台阶上深吸了一口气，回头跟我说，‘砚舟，今天空气真好。’就那么一句话，让我觉得那九个小时站得值。”
林微言低下头，看着自己膝盖上被攥得皱巴巴的衣摆。她的手心里全是汗，指甲掐进掌心里，留下一排月牙形的印子。
又过了快两个小时，抢救室的门终于开了。
出来的是一个戴黑框眼镜的年轻医生，口罩拉到下巴底下，额头上还残留着被手术帽压出来的红印。他手里拿着病历夹，目光在走廊里扫了一圈，落在林微言身上。
“林教授家属？”
“是，我是他女儿。”林微言站起来，膝盖发软，沈砚舟不动声色地伸手托了一下她的手肘，让她站稳。
“目前暂时稳定了。急性心肌梗死，造影发现前降支堵了百分之九十，我们做了一枚支架，手术本身很顺利。”医生翻了一页病历，语气平稳，带着那种医生特有的、在告知坏消息和好消息之间练出来的不动声色，“但是林教授本身有高血压和糖尿病史，这次梗死的面积不算小，心肌酶指标很高。接下来七十二小时是观察期，必须在重症监护室密切监护。家属要有心理准备。”
“心理准备”四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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