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微言垂下眼睛。
“那分手那天呢？”
“分手那天，我爸第三次病危。医生下了最后通牒，必须立刻转院去新加坡。顾氏的条件是同一天必须签协议。我在来你住处的路上把协议签了，然后去跟你说分手。”
他说得很平静，像是在陈述一个跟自己无关的案件。
“你知道我当时最怕的是什么吗？”他问。
“什么？”
“怕你不哭。”沈砚舟说，“如果你不哭，说明你根本不在乎。但你哭了。你哭的时候我就站在门外面，你在里面哭，我在外面站着。我数着你哭了多久。十七分钟。我在心里数了十七分钟。”
林微言的手在桌上微微发抖。
“你为什么不敲门？”
“因为我不敢。”沈砚舟的声音终于有了一丝裂缝，“我推开门，就再也走不了了。我父亲活不过那个星期。顾氏的协议里有一条——如果我中途毁约，所有医疗费用停止支付，包括已经在进行的手术。他当时就在手术台上。”
茶馆里很安静。楼下的卢老板在哼一首昆曲，咿咿呀呀的，隔着木楼梯传上来，像是从很远的地方飘过来的。
“沈砚舟。”林微言叫他的名字。
“在。”
“你以后，不准再瞒我任何事。”
“好。”
“包括你早上的咖啡加了几块糖。包括你加班到凌晨几点。包括你的胃病犯了没有。”
“好。”
“包括你觉得我会哭的事。”林微言的声音有点哑，但每一个字都很清晰，“我哭不哭，是我的事。你不要替我做决定。”
沈砚舟看着她。她的眼眶是红的，但眼泪始终没有掉下来。她的表情很认真，认真到他的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好。”他说。
“还有一件事。”
“你说。”
林微言把手伸进口袋，掏出那枚袖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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