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淡淡的，“他这个人，在法庭上能说会道，能把死的说成活的。但在你面前，他嘴笨得像个哑巴。他不说，我就替他说。反正我也不欠他什么，说两句公道话而已。”
林微言没有说话。
窗外有人在修整路边的花坛，铲子插进泥土的声音一下一下地传进来，闷闷的，带着某种让人安心的节奏。
“五年前，我爸的公司在东南亚有个投资项目出了事。”顾晓曼开始说，语速不快，像是在叙述一份跟她没有直接关系的档案，“项目被当地政府卡了，涉及的法律条款非常复杂，国内能接这个案子的律师不超过五个，沈砚舟是其中一个。但他当时不接。”
“为什么不接？”
“因为你。”顾晓曼看着她，“他跟我说，他答应过你，不接顾氏的案子。”
林微言的心口像是被什么东西轻轻撞了一下。她记得那句话。那是一个很普通的周末下午，她和沈砚舟在图书馆看书，她翻到一本关于企业并购的旧书，随口问了他一句“你以后会不会帮那些大公司打官司”。沈砚舟当时正在抄一段法条，头也不抬地说：“不会。我只接自己想接的案子。”她笑了，说“那你要是没钱吃饭了呢”，他放下笔，很认真地看了她一眼，说“那也不接顾氏”。
那不过是几句年轻气盛的闲话。
他当真了。
“后来他为什么又接了？”林微言问。
“因为他爸病了。”顾晓曼的声音低了一度，“肺癌，发现的时候已经是中期。手术费、靶向药、后续治疗，加起来是一笔他当时根本拿不出的钱。他爸的单位能报销一部分，但缺口还是很大。”
林微言的呼吸不知不觉地放轻了。
她认识沈砚舟的父亲。那个沉默寡言的中年男人，在工厂里做了一辈子的技术员，手上全是老茧，说话带着浓重的苏北口音。每次她去沈家，他都会特意去菜市场多买一条鱼，说是“微言爱吃红烧的”。他不太会说话，但会把菜里最好的那几块肉不动声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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