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饥寒交迫的百姓，说成是不会谋划生计的蠢人；把流离逃亡的百姓，判定成不务本业的游惰之徒。又有谁能知晓其中实情，怜悯他们遭受的苦难呢！
陈凡写这里时，其实满脑子都是明末乱世的情状。
崇祯年间，天下百姓起初是愿意为国承担辽饷，抵御外寇的；就算家境拮据，也愿意勉力缴纳。
但是后来又增加剿饷和炼饷，三饷叠加，是在田赋正额之外反复加派，竭泽而渔。
而且这还不是一次性征一次，是连年叠增。
百姓财力被搜刮殆尽，不敢公开抱怨官府，但是大量百姓破产，饿殍遍地、家庭破碎、骨肉流离。
朝廷定好了三饷的征收总额，视作必须完成的固定定额，年年要足额上缴，不能少。朝廷认定：这是国家军国所需的 “故额”。
户部向下压任务，严责府县官吏必须征齐，完不成就要参劾、降职、治罪。
地方官没有办法，只能逼迫百姓；百姓实在无粮无钱交不上，罪责就归于百姓，视为顽抗拖欠。
这就形成了自上而下的压力传导链条：朝廷压户部 → 户部压地方官 → 地方官压榨小民。
上下都拿 “军饷定额、国事紧急” 作为理由，不去看百姓实际还有没有余力。
百姓田地遭灾、连年加派，无力缴税，只能弃田逃亡。
官府文书、上报的奏疏里面，往往把流民的成因简单归为百姓懒惰、不事本业、不愿耕种，而不肯承认是赋税太重逼得人活不下去。
地方官为了脱责，不会向上禀报是加派过重，只把逃亡百姓定性为游惰无赖。
朝堂之上很多身居高位的士大夫，远在京师，不知民间实情，很多人还真采信这套说辞，全然看不到赋税重压才是问题的根源。
越征饷，百姓越破产，流民越多；流民越多，叛乱越盛，朝廷又需要更多饷银剿贼，于是继续加派，这样就自然而然陷入了恶性循环。
大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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