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如何应对……”赵机斟酌词句，“卑职以为，治标需辅以治本。单纯加强勾稽，不过疲于奔命，查不胜查。或可尝试数策并行：其一，推动‘兵饷直达’试点。选择一两个条件成熟的边军重镇，朝廷核定其兵额粮饷后，由三司或户部特设机构，经由可靠渠道（如军中提举官或朝廷特使），尽可能将部分钱粮直接发放至军营将官或指定军需官手中，减少中间环节。此策虽难全面推行，但若能于局部见效，可为范例。”
“其二，完善‘折色’标准与公示。对确需折变的军需物资，可由朝廷或经略安抚使司定期公布边地主要州县的公允时价，作为折换依据，并允许军士代表参与监督。同时，鼓励信誉良好的商贾参与军需供应，以商道补充官道之不足。”
“其三，强化问责与绩效。将钱粮发放及时足额程度、军士满意度（可通过匿名抽查询问）等，纳入边地州县及转运官员的考课指标，与升迁降黜挂钩。对挪用、克扣、滞留等行为，一经查实，从严惩处，并追缴赃款，奖赏告发者。”
这些建议，部分借鉴了现代财政管理的理念，但赵机刻意将其包装在宋代已有的“纲运”、“市易”、“考课”等制度框架内，使其听起来像是既有政策的优化和组合，而非惊世骇俗的全新创造。
杨承旨听得很认真，手指无意识地在椅扶手上轻轻敲击，似乎在思考其可行性。
赵机知道，关于边防局势的见解，才是更具挑战性的部分。他略一沉吟，继续道：“至于边防局势……卑职曾身历涿州前线，于辽军战法、我军优劣，略有浅见。”
他抬起头，目光诚恳：“高粱河之败，我军非败于军力不济，实败于骄躁冒进、协同不畅、以及应对辽骑突击之策有缺。辽军之长，在骑兵迅疾，尤精于长途迂回、侧翼包抄与骚扰粮道。其短，则在攻坚乏力、持久作战需依托后方补给、且各部族之间并非铁板一块。”
“故，卑职以为，日后边防，首重‘体系’二字。”赵机说出这个略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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