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团还没死绝。”我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砸在地上，“我王益烁还没死。”
“所以——”
我深吸一口气，用尽全身力气吼道：
“告诉炊事班，把最后那点罐头全开了！告诉弹药库，把所有子弹炮弹都搬出来！告诉每一个还能拿枪的兄弟——”
我指着窗外那面膏药旗。
“吃饱了，压满子弹，跟老子——”
“把198团的兄弟给接回来！把小鬼子的旗给老子拔回来！”
短暂的寂静。
然后，整栋楼里，响起了压抑太久、终于爆发的怒吼：
“接回来——！！！”
罐头肉炖烂了，混着最后一点干菜，在铁锅里咕嘟咕嘟冒泡。香味飘得满院子都是，但没人急着去盛。兵们或坐或蹲，抱着枪，低着头，默默检查装备。弹匣压满，刺刀磨亮，手榴弹后盖拧开放在触手可及的地方。空气里除了饭香，还有一股铁锈和汗混在一起的、绷紧了的味道。
我蹲在中央银行楼顶的观察哨里，没吃。胃里像塞了块石头，沉甸甸的，什么也咽不下。望远镜抵在眼眶上，冰凉的金属边缘硌得生疼。
八百米外，第二道街垒在晨雾里露出狰狞的轮廓。膏药旗插在最高那堆沙袋上，被风吹得猎猎响。旗子下面，土黄色的身影在晃动——日军正在加固工事。他们把炸毁的卡车残骸推到街垒两侧，垒起更多的沙袋，还在几处关键位置架起了机枪。
更扎眼的是街垒前面，那几栋相对完好的石质建筑——缅式风格的两层小楼，砖石结构，墙厚窗小。日军显然把它们当成了支撑点，楼顶架着机枪和观察哨，窗户用沙袋堵了一半，留出射击孔。这样的建筑，步枪子弹打不穿，手榴弹扔不进，硬冲就是送死。望远镜看去，此时里面的日军也正准备开饭。只有二、三个观察哨上还有日军还在对着我们这边盯着。
“看清楚了吗？”我把望远镜递给旁边的陈启明。他脸上那道伤口刚换了药，纱布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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