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
顾屿的声音压得很低，只有苏念能听见，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当财富分配严重失衡，中产阶级被掏空，底层看不到上升通道的时候，政治上一定会出现极端化。因为温和的中间派解决不了结构性问题，选民就会转向激进的两端。”
“左边要求推翻资本，右边要求驱逐移民。两边互相仇视，撕裂就是必然结果。”
苏念认真地听完，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就在这时，顾屿左边传来一个声音。
“同学，不好意思，我插句话。”
顾屿转过头。
坐在他左边隔了一个空位的，是一个穿深蓝色冲锋衣的男生。
二十出头，头发梳得很整齐，鼻梁上架着一副无框眼镜，手里捏着一支派克钢笔。
“我刚才听到你们讨论的内容。”
男生推了推眼镜，语气客气但自信，
“关于美国模式的判断，我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他扫了一眼苏念，目光停留了不到半秒，随即转向顾屿。
“教授今天讲的这些，坦白说，我觉得结论下得太武断了。”
男生话音不高，却足够清晰。
“2008年金融危机确实暴露了很多问题，这一点没人否认。但美国的制度纠错能力是被严重低估的。你看危机之后，美联储的量化宽松、多德弗兰克法案、压力测试机制，整套金融监管体系在三年之内就完成了重建。”
他往后靠了靠，钢笔在指尖转了半圈。
“说美国模式不可持续，这个论断每隔十年就有人提一次。苏联解体的时候说过，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说过，互联网泡沫破裂的时候也说过。结果呢？每一次美国都爬了起来，而且比之前更强。”
“所以我个人的观点是，美国的问题是真实存在的，但把它上升到'模式不可持续'的高度，恐怕是一种误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