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维民揉了揉太阳穴。
他接任绵阳这四年，干的每一件事都是为了这座城市。可到头来，最难对付的不是外面的困难，是自己人。
第二天一早，周维民带着三大箱材料和副市长老陈一起出发去省城。
七月十六号上午十点，省政府三号会议室。
廖副省长坐在椭圆形会议桌的主位，面前摆着一副老花镜和一叠文件。五十七八岁的年纪，头发花白但眼神很亮，分管工业和信息化，在省里是出了名的严厉。
周维民做了四十分钟的汇报。从绵阳的产业现状讲起，到星舟项目的引进过程、政策依据、审批流程、财政支出明细、对赌协议条款、当前建设进度，事无巨细，每一项都对应具体的文件编号和数据。
廖副省长一直没说话，偶尔翻翻手里的材料，表情看不出喜怒。
汇报结束后，会议室安静了大概十秒钟。
廖副省长摘下老花镜，看着周维民。
“维民同志，你这个项目的政策力度确实不小。三千亩地，顶格配套。说句不好听的，全省范围内，这个待遇都排得进前三。你觉得质疑的声音为什么这么大？”
周维民站起来回答：“廖省长，质疑的核心是认为我给得太多了。但我的判断是，这个项目的含金量，配得上这个力度。”
“你怎么证明？”
“蜂鸟S1两轮电动车，首批十万台开售即售罄，第二批三万台订单正在交付，装配线良品率稳定在百分之九十六以上。星源动力电池厂设备安装已过半。智能门锁项目已有成品且通过检测。这些都不是计划书上的数字，是实实在在的产出。”
廖副省长翻了翻材料，没有立刻接话。
就在这时，会议室的门被轻轻推开了一条缝。秘书快步走到廖副省长身边，俯下身，在他耳边说了几句话，然后递上一份刚打印出来的红头文件。
廖副省长接过文件，目光扫了一遍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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