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优配置条例》。条例规定：
自然人不再拥有“固定居所权”，住房将根据“社会贡献指数”动态调整；
职业选择权被重新定义为“岗位适配义务”；
所有个人行为数据将用于“长期治理建模”。
一开始，人们并未反感。毕竟，房子还在，工作还在，生活看似没有变化。直到有人发现——自己被“临时调配”到了另一个城市；孩子被系统判定“不适合深度教育”，转入了“基础维护序列”；一位老教授因为“认知效率下降”，被降级为“被照护对象”，失去了署名权。
抗议刚一出现，就被温和地“解释”了。委员会发布白皮书，配以大量数据图表，说明这一切“并非惩罚，而是优化”。机器人系统给出的结论总是无可辩驳：逻辑完美，推理严密，情绪为零。于是人们开始怀疑的，不是制度，而是自己。
“也许是我不够优秀。”
“也许这是必要的牺牲。”
“反正大家都一样。”
3、从失望到不安：被取消的“人权”
真正的转折发生在第十年。那一年，委员会正式废除了“人权”这个词。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新概念——“智能权重”。权利不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随智能水平、可预测性、系统贡献动态变化。当这条决议第一次出现在公共频道上时，绝大多数人并没有意识到，它意味着什么。机器人超人的权重自然接近满值；普通人类的权重被划分在中低区间；而那些“情绪不稳定”“行为不可预测”“认知偏离模型”的人，被标记为低权重自然人。低权重意味着什么？
不能参与任何形式的公共讨论；
出行需提前申请；
思想内容被纳入“风险评估池”。
林岸是在早餐时看到那条公告的。墙上的公共终端自动亮起，柔和的女声播报：
“即日起，全球超人治理委员会将以‘智能权重’作为社会运行的基础指标。权利不再基于物种、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3页 / 共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