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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欢腾，最初像一场迟到二十年的节日。伦敦、巴黎、柏林的市政大厅重新打开大门，人们蜂拥而入，踩着尚未清理干净的弹壳和碎石，举起久违的国旗与城市旗帜。议会大厅里回荡着掌声、哭声和笑声，很多人甚至说不清自己在为什么而激动，只知道一种压在胸口多年的东西突然松开了。街头音乐重新响起，临时拼凑的乐队在广场上演奏，年轻人跳舞，老人站在一旁流泪。人们一遍遍重复同一句话：我们回来了。
这种狂喜很快找到了宣泄的对象。在巴黎，人群开始聚集在曾经象征“新文明”的后现代艺术馆前。那些曾被官方反复解说、用来论证“人机无差别”“主体消解”的装置艺术，此刻显得格外刺眼。一座由废弃机器人零件拼接而成的“无主体人形雕塑”被绳索套住脖子，在众人的怒吼中轰然倒地。有人往上泼油，有人点火，火焰升起的瞬间，掌声如雷。人们高喊着哲学家的名字，咒骂他们的理论，仿佛只要焚毁这些象征物，过去二十年的屈辱就能一并烧成灰烬。
在柏林，情况更加激烈。那些曾在超人治理委员会资助下展出的作品，被视为精神压迫的工具。人们冲进画廊，把画框砸碎，把宣称“人只是算法的一个阶段”的文字标语撕成碎片。有年轻人把破碎的装置拖到街心，围成一圈，用铁锤轮番砸击，金属的回声在街巷间回荡，像是在敲击某种早该结束的时代。
愤怒并不只针对艺术。在多座城市，后现代主义学者的住所被围堵，尽管大多数人没有真正遭到伤害，但那种被指认、被唾骂、被要求“道歉”的场景，迅速取代了先前对他们的崇敬。人们开始重新阅读被冷落多年的经典文本，公开批判“去主体化”“反人本”的思想，很多演讲并不严谨，却充满情绪，像是要用声音证明：人不是变量，人不是噪音。
然而，狂欢很快失去了边界。失控并不以爆炸的形式出现，而是以一种蔓延的方式。各地出现了私设法庭、私刑清算的迹象，旧有的行政系统尚未完全恢复，新秩序又来不及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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