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6年1月，美国加州，圣迭戈郊外。
夜幕下的“普洛米修斯生物医学研究中心”如同沉睡的钢铁巨兽，只有围墙上方的探照灯划破黑暗。
这座建于52年的实验室，在官方文件中被列为“民用传染病研究设施”。
但周围三层铁丝网，24小时巡逻的武装警卫，以及禁止本地居民靠近的警示牌，暗示着它的不同寻常。
凌晨两点，研究中心地下三层。
微生物学家艾伦·米切尔博士，站在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的观察窗前，脸色苍白。
透过厚重的玻璃，他看见同事正在操作一台最新购入的仪器。
实验台上，一具非洲绿猴的尸体已被解剖，大脑被取出放置在特制容器中。
当然，这不是重点。
米切尔参与过比这个更激进的研究。
区区解剖取脑，对于医学工作者来说并不算什么。
真正让他手脚冰冷的，是隔壁冷藏库里的记录清单：
编号67-014：男性，25-30岁，非裔，来源：巴尔的摩“自愿参与者计划”。
编号67-022：女性，20-25岁，拉丁裔，来源：德克萨斯边境收容站医疗合作项目。
编号67-039：儿童，6-8岁，种族不明，来源：“意外死亡捐赠”，但无证明文件。
米切尔记得编号67-014。
三个月前，那个叫詹姆斯·威尔逊的年轻人走进巴尔的摩研究中心时，还以为自己参加的是一项“新型流感疫苗安全测试”。
可以获得50美元报酬和免费医疗检查。
知情同意书第八条小字写着：可能涉及实验性生物制剂注射。
没人告诉他，所谓安全测试，实则是埃博拉病毒减毒株的人体适应性实验。
“博士，样本准备好了。”
助手的声音从内部通讯器传来。
米切尔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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