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环保标准可以协商,政府欢迎一切投资。”
“巴西,时薪3.5美元。”
“阿根廷,时薪3.5美元。”
“甚至,”他停顿了一下,“九黎。”
“九黎?”科尔皱眉,“那是我们的敌人。”
“敌人?”温斯顿微笑,“詹姆斯,生意场上没有永远的敌人。”
“九黎的用工成本比墨西哥还低,基础设施比美国还好。”
“最重要的是,政局稳定,龙怀安的政权比华盛顿稳固十倍。”
“而且,”他走回桌旁,手指轻敲桌面,“九黎正在大规模吸收美国外流的技术和人才。”
“他们开出的条件很诱人:十年免税,基础设施配套,还会进行溢价技术收购。”
“你想把技术卖给九黎?”
“不是卖,”温斯顿纠正,“是技术合作。”
“我们把低端产能迁到九黎,保留高端研发和设计在美国。”
“用九黎的廉价劳动力生产,用美国的品牌和渠道销售。”
“利润大头还在我们手里,但风险转移了。”
“如果自治区政府没收工厂呢?”
“那就让他们没收空厂房好了。”温斯顿摊手,“核心设备,技术资料,管理团队,我们提前撤走。”
“留给他们的只有钢筋水泥壳子。”
“工人呢?”
“解雇,或者,如果谁愿意接收,就打包送给他们。”
会议室里响起低声议论。
“这是一个系统性方案。”温斯顿提高声音,“汽车,钢铁,低端航空,基础电子,化工……所有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的产业,全部外迁。”
“本土只保留三样东西:金融,顶尖研发,以及品牌管理。”
“只把利润最大的部分捏在手里,就足够我们舒服过日子了。”
“还不用担心重资产产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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