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9月，海参崴，第三号码头仓库区。
午夜时分，三号仓库锈蚀的铁门悄无声息地滑开一道缝隙，两辆没有开灯的GAZ-53卡车缓缓驶入。
仓库内只有一盏昏暗的应急灯，照亮堆积如山的木箱和麻袋。
“清点一下。”说话的是个矮壮的俄罗斯男人，穿着港口管理处的制服，袖口沾着油污。
他叫伊万·彼得罗维奇，港口第三作业区副主任。
也是这个地下网络在远东的关键节点。
几个工人撬开木箱。
应急灯的光线下，露出整齐排列的纸盒。
14英寸黑白电视机，收音录音一体机，随身听，还有印着九黎文字的方便面纸箱和玻璃瓶装的白酒。
“这一批质量不错。”伊万拿起一台随身听，按动播放键，耳机里传出邓丽君柔美的歌声。
“九黎人现在连这个都能造了？声音比欧洲的还好。”
“他们的电子产业发展很快，这些是专为苏联市场设计的版本，电压适配220伏，操作说明有俄文翻译，连流行音乐磁带都重新录制了苏联歌曲。”
“老百姓才不在乎是谁造的。”
伊万放下随身听，走到另一堆货物前。
这里的东西更实用：香烟，伏特加，罐头，香皂，尼龙丝袜，还有各种花哨的童装，漂亮的裙子，全部是九黎的产品。
“老规矩，”伊万说，“家电和电子产品走正规渠道，我会开出海关放行单，你们的人去市百货公司仓库提货。”
“食品和日用品走小渠道，分给各个区的商店主任，他们会混在本国货里卖。”
“关键是量不能太大，每月电视机不超过200台，香烟不超过500箱。”
“上面有眼睛盯着，太显眼会出事。”
“那我们要的东西呢？”林文生切入正题。
伊万示意工人打开仓库深处的几个铁皮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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