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年2月的喀布尔。
苏军最后一支车队驶过萨朗山口，消失在兴都库什山脉的雪雾中。
喀布尔街头没有欢呼，只有更深的死寂。
苏联人走了，但留下的不是自由，而是权力真空。
总统纳吉布拉的政府军控制着主要城市，但城外已是军阀割据的棋盘：
马苏德的塔吉克族武装盘踞潘杰希尔山谷，控制着通往北方的要道。
希克马蒂亚尔的伊斯兰党游击队活跃在东部，得到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暗助。
杜斯塔姆的乌兹别克民兵在北方自成一国，与苏联中亚军区仍有千丝万缕联系。
还有数十个部族武装，地方强人，宗教领袖，每座山谷都是一个独立王国。
而这一切混乱，正开始向九黎的西北边境渗透。
89年3月，西贡战略会议。
龙怀安面前摊开着两份报告：
第一份，《阿富汗局势对九黎西北边疆安全影响评估》：
过去六个月，从阿富汗越境进入九黎的毒品走私案增加240%。
疑似与阿富汗武装组织有关的极端思想宣传品，在九黎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出现。
有情报显示，某些国际势力试图在阿建立“反九黎训练营”。
第二份，《苏联撤军后的阿富汗经济崩溃预测》。
苏联每年约30亿美元援助终止。
原有国营体系瘫痪，失业率预计在六个月内飙升至60%以上。
罂粟种植面积可能扩张300%-500%，成为“唯一经济作物”。
结论：极度贫困+武器泛滥+意识形态真空=恐怖主义最佳温床。
“我们不能让阿富汗变成我们旁边的炸弹。”龙怀安合上报告，“但也不能直接出兵，那是苏联踩过的陷阱。”
“那怎么办？”外交部长问。
“用苏联没有的东西。”龙怀安起身，走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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