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1243人被标记为“高潜力，高可塑性，高招募成功率”。
……
90年12月，东柏林一家安全屋。
克格勃第五总局副局长瓦列里·彼得罗夫与九黎情报官会面。
他带来的不是情报，而是整个苏联尖端科技人才数据库的微缩胶片。
“你有什么条件？”九黎方面问。
“第一，政变发生时，帮我全家撤离。”
“第二，在九黎给我一个实验室主任的位置，预算不低于我在苏联时的水平。”
“第三，”彼得罗夫苦笑，“不要让我从事武器研究，我累了。”
“成交。”
这份数据库包含：
苏联所有涉密科研单位的人员详细履历。
每个人的政治审查记录。
家庭关系，弱点，不满情绪记录。
正在进行的绝密项目清单及负责人。
“克格勃监视科学家是为了控制他们，”周海平在汇报时说，“但现在，这份监视记录成了我们招募他们的最佳指南，我们知道每个人的压力点在哪里。”
91年8月20日，政变第二天，行动全面启动。
九黎没有从零开始，而是激活了三条铺设多年的渠道：
渠道一：中亚的“联合研究所”。
阿拉木图，“中亚应用物理联合研究所”。
这座建于87年的研究所，名义上是苏联科学院与九黎科学院的合作项目，实际上由九黎全额资助。
所长是苏联院士伊万诺夫，但副所长，财务主管，设备采购主管全是九黎人。
政变消息传来当天，副所长张明哲召集所有苏方科研人员：
“同志们，莫斯科的情况大家都知道了，研究所的经费一直来自九黎，不会受影响。但我必须告诉大家一个消息……”
他播放了一段录音，克格勃驻阿拉木图负责人的电话截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第2页 / 共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