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回国,但请收下这个。”
他递上两张卡片:九黎银行的匿名账户卡,每张已存入5万美元。
“无论你们未来如何选择,这些钱能让你们和家人度过困难时期。”
“记住账号和密码,卡片本身请销毁。”
两个月后,犹豫的两人中,有一人带着全家“度假”时经土耳其转机前往九黎。
他留下的纸条写道:“我不是背叛祖国,是祖国先背叛了科学。”
……
91年9月,北德文斯克,绝密设计局。
红旗勋章获得者,苏联核潜艇静音技术首席专家,安德烈耶维奇接到紧急通知:因“经费调整”,他领导的“海洋声学实验室”下月关闭,所有人员分流。
他知道真相:政变后上台的强硬派认为“与九黎合作项目泄密”,实验室成了替罪羊。
当晚,一位医生上门。
医生是他三十年前的学生,现在是九黎某研究机构的医疗顾问。
“老师,您的心脏,”学生看着心电图,“必须立即休养。”
“我建议您去气候温暖的地方疗养,比如马尔代夫。”
“我是涉密人员,不可能出国。”
“如果是突发心脏病,赴国外紧急治疗呢?”学生轻声说,“救护车已经在楼下。”
“所有文件,我们都准备好了。”
凌晨三点,救护车驶向机场。
飞机不是医疗专机,而是九黎航空的普通客机,但整个头等舱被包下,改装为临时重症监护室。
起飞前,安德烈耶维奇看着窗外逐渐远去的祖国灯火,流下眼泪。
学生握住他的手:“老师,您不是在背叛,您是在拯救知识,如果留在那里,您的知识将随着实验室一起被埋葬。在九黎,它会继续生长。”
安德烈耶维奇闭上眼睛。
他的行李箱里,没有衣物,只有三十本工作笔记,关于核潜艇如何在大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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