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年6月3日，里约热内卢，会展中心2号馆。
空气湿热黏稠，像一团浸透水的棉絮裹住每个人的皮肤。
172个国家的代表，108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八千名 NGO 观察员，七千名记者，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环境会议在此召开。
但西贡战略室只关心一件事：谁被钉在耻辱柱上。
龙怀安面前的简报只有三页。
第一页摘录了老布什两天前的原话，白宫新闻发布厅，闪光灯噼啪作响：“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不向谈判开放。”
第二页是数据：美国人均碳排放量，19.8吨，欧盟平均，8.5吨，九黎平均5.3吨。
第三页是行动计划，标题旁有手写批注。
“让这颗星球上的每个人都知道：谁在扼住地球的喉咙。”
“不是资本家，是美国。”
“不是工业文明，是美国人的生活方式。”
“谁拒绝签字，谁就是全人类的敌人。”
李征宇合上文件夹，拨通了加密线路。
接电话的是埃里希·克劳斯。
“里约的戏已经开锣，”李征宇说，“美国人是台上唯一的反派。”
“你们该让欧洲的观众入场了。”
“观众已经等了很久。”克劳斯低声说道，“他们只是需要一个指挥。”
“现在有了。”
九黎的“柏林遗产”网络在峰会召开前，完成了第一次全欧洲协同。
这不是传统情报网的点对点通讯，而是现代化的，全方位的，“信息注射系统”。
克劳斯手下的前斯塔西分析师们，不再窃取文件，而是制造文件。
他们的产品是“议题包”。
包含数据图表，专家证词，抗议标语设计，媒体通稿模板，甚至示威者与防暴警察对峙的“最佳拍摄角度示意图”。
每个议题包，都针对一个具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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