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底，日经指数涨到了接近三万九千点。
那天休息室里有人开了啤酒。
电视里的主持人笑着谈论四万点，旁边的人已经开始讨论五万点什么时候到。一个刚进公司的年轻人问我，要是指数真到五万点，我会不会后悔。
我说当然会。
谁会不后悔呢？
看着别人挣钱，自己口袋里只有几枚硬币，哪里会有什么超然的心境。
我只是没想到，那竟然已经是山顶。
第二年开春以后，最初的变化很小。
先是股票不再像过去那样容易涨了。
然后银行的人来得少了。
再后来，几个总在休息室里谈股票的人开始不看电视。电视一开到财经节目，他们就去抽烟。
我那时在一家给建设会社供应材料的仓库做现场事务。
过去每到月底，司机都要排队等着卸货，水泥、钢材、管件一车接一车往工地送。到了春天，有两家长期客户忽然要求延迟送货。
五月又取消了一家。
六月，仓库最里面堆着的一批建材已经一个多月没人来提。
社长还说只是暂时的。
七月开始拖工资。
我太熟悉这种说法了。
大阪工厂出事前，我也曾经告诉别人，只是暂时周转不开。
公司最先减少的是临时工。
然后停掉夜班。
再然后，连做了十几年的正式员工也开始被叫进办公室。
变化快得让人来不及习惯。
前一年还因为叫不到出租车而在银座街头挥万元钞票的人，第二年已经开始计算电车月票能不能少买一个区间。
房地产中介的玻璃门上贴满降价广告。
曾经告诉所有人“东京土地永远不会跌”的人，又开始解释什么叫调整，什么叫技术性回落，什么叫长期价值仍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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