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偷转移、未被查获的一部分海外隐秘资产（数额不小）的全部线索和密码，交给聂虎或他指定的慈善机构，用于补偿受害者和云岭的重建，只求“在无尽的监禁中，能稍微减轻一丝灵魂的负重”。
看完信，聂虎沉默了很久。赵国安没有催促，只是静静等待。他知道，这个决定对聂虎而言，异常艰难。
“我去见他。”最终，聂虎抬起头，眼神平静，但深处有波澜涌动，“不是为了原谅，也不是为了他所谓的‘赎罪’。我只是想看看，一个在罪恶深渊中挣扎过的人，在面临终极审判和漫长囚禁时，究竟能说出什么。或许，也能让我更清楚，什么是真正的复仇，什么是…放下。”
会见安排在东海市第一看守所一间特殊的会面室。隔着厚厚的防弹玻璃，聂虎再次见到了钱永年。短短数月，这个曾经西装革履、精明强干的财务总监，已经变得形销骨立，头发花白，眼窝深陷，穿着橙色的囚服，手脚戴着镣铐，眼神浑浊而呆滞，只有在看到聂虎时，才闪过一丝复杂难言的光，混合着恐惧、哀求、以及一丝微弱的希冀。
“聂…聂先生…”钱永年的声音嘶哑干涩，隔着通话器传来，带着颤音。他挣扎着想站起来，但被身后的狱警按住。“谢谢…谢谢你能来。”
聂虎坐在玻璃外，神色平静无波，只是静静地看着他，没有说话。
钱永年似乎被这目光看得更加慌乱，语无伦次地开始忏悔，内容与信中所写大同小异，但更加琐碎，充满了细节和自我开脱。他反复强调自己是“被迫的”、“被周文轩蒙蔽了”、“一开始并不知道会杀人”、“事后非常后悔”、“每天都活在恐惧和自责中”…
聂虎静静地听着，没有打断。他能看出，钱永年的恐惧和后悔，很大一部分是源于对死亡的恐惧和对漫长刑期的绝望，而非真正对罪行的忏悔。但其中，似乎也掺杂着一丝人性尚未完全泯灭的、对自身罪恶的厌恶和痛苦。这丝痛苦，在死亡阴影的逼迫和漫长囚禁的预期下，被无限放大，变成了他寻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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