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联络渠道（备用渠道）
条件成熟时，在台北秘密设立一部电台。特派员用笔重重圈出“电台”二字，并画上大大的叉号。“不到万分紧急、其他渠道完全失效的情况下，绝对禁止使用！国民党特务机构的无线电侦测技术一直在加强，频繁或不当使用等于自杀。电台的波长、呼号不变，余则成同志知道。密码本是191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红楼梦》，这次你带一本过去。电台只是最后的保命手段，不是日常联络工具。”
4. 固定交通员（关键节点）
码头上的老赵是我们潜伏在基隆港的同志。
特派员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从文件夹里取出一份单独的材料。
“关于老赵，他的情况我在这里多说几句。”特派员的语气变得更加郑重，“赵大勇同志，河北沧州人，1909年生。1938年在天津港码头加入中国共产党，代号‘铁锚’。他原来是天津地下党‘秋掌柜’的交通员，‘秋掌柜’在天津以药铺为掩护，与余则成同志建立联系。”
穆晚秋专注地听着。她知道这些背景信息虽然不会直接用于接头，但能帮助她理解这位即将合作的同志。
“1949年1月，国民党开始向台湾撤物资，征用了招商局的‘北铭’号货轮运送机关器材和军粮去上海。”
特派员继续道，“组织派老赵随船去上海，相机行事。船到上海后，被重新编队改派‘海康’号到基隆港，老赵就这样到了台湾。”
“他在基隆港潜伏下来，继续做装卸工。1949年10月，通过香港来的‘顺风号’与组织重新接上了头。组织决定让他在基隆扎下根，负责海上交通线。
特派员的声音低沉了些：“但1950年初的吴石案后，形势急剧恶化，特务在港口盘查的很严，老赵与组织的联络比较困难。你到台湾后，老赵就从其他线上撤下了来，专门负责你和“深海”同志这条线的交通。”
他抬起头，看着穆晚秋：“余则成同志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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