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十八日,又到了余则成视察码头的日子。
他身穿深灰色中山装,外罩呢子大衣,皮鞋擦得锃亮。手提黑色公文包,他没有走向保密局设在码头的办公室,而是沿着货仓区缓步前行。
摄氏十五度左右的天气,湿漉漉的海风扑面而来,带着咸腥与凉意。基隆码头上人来人往,扛麻袋的工人弓着腰,一步一喘地向船上挪;管事的高声吆喝,手中货单被风吹得哗啦作响;宪兵身着黄呢军装,背着步枪在码头边缘巡逻,目光警惕地扫视着每个角落。
余则成从管事的手中接过货单,径直朝七号货仓走去。老赵正在那里卸货。
走近时,老赵刚直起身,抓起搭在肩头的毛巾擦汗。看见余则成,他明显一怔,随即放下麻袋,微微弯下腰。
“余……余长官。”老赵的嗓音带着码头工人特有的粗哑。
“海棠过来的事,上边通知你了吧?”余则成翻开货单,目光却落在老赵脸上。
“二十天前就带话过来了。”老赵凑近半步,声音压得极低,“组织有什么指示?”
余则成用手指点了点货单:“上头让你专门负责深海和海棠这条线。从今往后,由你全权接手。”
老赵脸上的表情收了收,显得更加恭敬,像是普通工人见到长官的模样。可他眼中倏地掠过一丝光,那是老交通员才有的眼神。
“明白了,长官。”老赵应道。
“两条交通线。”余则成目光仍停在货单上,嘴唇几乎不动,话音轻如风吹,“第一条,海棠以查货名义来码头,把情报放进死信箱。你每天去取一次,非紧急情况不见面。”
“地点?”
“码头西头,第六个货仓门往南二十米,墙角有块松动的砖,底下是空的。”余则成说,“每天凌晨四点去取,那时人最少。”
老赵点点头,记在心里。他不用纸笔,全凭脑子,这是老交通员的习惯。
“第二条呢?”
“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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