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名字，但仍然很模糊。
张立诚尝试通过镇里退休教师、以前工会的老干部等关系网络，打听这位省城来的“韩工”和本地的“小吴”。过程缓慢而琐碎，像在沙滩上辨认被潮水反复冲刷后几乎消失的足迹。
有人依稀记得“好像有个省城来的大学生”，但名字、单位都说不准。有人记得“厂里是有个小伙子挺钻研”，但名字早已遗忘，只记得“好像后来去南方打工了”。
几天下来，他手头的线索本上记了七八个名字，大多后面跟着“不详”、“已搬走”、“联系不上”或“去世”的备注。最接近的一次，是打听到那位本地“小吴”可能叫吴建国，据说后来在邻县一家私营机械厂干过。
他辗转托人问到那家机械厂，得到的回复是：吴建国师傅五年前就退休了，回了老家，具体地址不详。再顺着老家地址去找，邻居说老吴头去年脑中风，瘫痪在床，已经不能说话，认人也困难了。
张立诚站在那个堆满废旧自行车零件、生锈铁桶和杂草的农家小院里，看着紧闭的房门。午后的阳光炙烤着地面，空气中弥漫着尘土和腐朽金属的气味。一位佝偻着背的老妇人从屋里端出一盆水，泼在墙根，看了他一眼，眼神木然，又转身回去了。
线索，在这里彻底断了。
一种深深的无力感攫住了他。他面对的不再是档案室里安静排列的纸页，而是活生生的人与时间无情的磨损。那些曾经参与创造、掌握着关键细节的人们，或已离去，或已遗忘，或已被病痛封印了记忆。历史不仅仅是被归档的文字，更是这些逐渐模糊、最终归于尘埃的个人生命体验。他试图打捞的，正是这即将彻底沉没的部分。
带着一丝挫败感，他回到档案室，将这几天的寻访记录整理成一份简要报告，通过邮件发给了李锐。他没有隐瞒进展的有限，如实说明了线索的模糊和中断。
很快，李锐回复了邮件。语气非但没有失望，反而带着理解和感谢：
“张老师，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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