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与“算术”（《九章算术》《夏侯阳算经》），皆依《唐令·学令》“童子科”考核标准授课。
凡授课之仪：每日辰时，塾生着“襕衫”（深衣之制，领缘镶青边，仿国子监生员服饰）入院，先于前院钟下肃立，待主讲至，行“束脩礼”——士族子弟赠“束帛五匹、酒一壶”，寒门子弟赠“薪柴一束、蔬果一篮”，依《礼记·少仪》“其以乘壶酒、束脩，一犬赐人”之制，不重财物，唯显敬意。授课时，主讲坐杏坛，塾生分坐东西两列，执“抄本”（以黄麻纸装订，每页十二行，行二十一字，仿秘书省“楷法”抄写）记录，遇疑问需“举手、长揖、起身”，待主讲允许后方可发问，不许随意喧哗，违者以“戒尺”轻击手心，惩戒后需诵读《弟子规》“父母呼，应勿缓”章，明“尊师重道”之理。
凡考核之法：每月朔望行“小考”，考“经义”（默写《论语》《孝经》）与“策问”（论“如何安民生、止战乱”）；年末行“大考”，我亲身主持，考“帖经”（掩卷诵文，填补阙字）、“论议”（就“藩镇之害”展开辩论），优异者获“书束”（《昭明文选》抄本）、“纸笔”（宣州贡纸、歙州墨）奖励，可入藏书阁借阅珍本；劣者需“罚抄经”（《孝经》十遍），并由助教辅导，直至通晓。
安理有叹：今官学崩坏，“国学、太学、四门学”皆停办，先生以“延师教四方之士”为宗旨，打破“家塾仅教族中子弟”传统，向本地士族、寒门子弟开放，飞麟家塾兼具“教育普及、文脉传承”，实为乱世中洪州儒门“避难之所”。
程老先生说，家塾初设，仅收程氏族人子弟二十人；后扩至“士族子弟三十人、寒门子弟二十人”，寒门子弟需经“里正举荐、主讲考核”，确“资质聪慧、品行端正”者方准入学，且免“束脩”之费，由塾中供给“纸笔、膳食”。我常有言：乱世失序，唯文脉不可断，寒门亦有英才，当予其阶。
安理说，学在官府，今在私塾，善莫大焉。圣人有言，有教无类，先生高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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